建立线上互信：外交谈判中的数字化与信息共享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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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ristin Anabel Eggeling，哥本哈根大学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外交政策；Larissa Versloot，哥本哈根大学博士后，研究重点是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信任问题。

来源：Kristin Anabel Eggeling and Larissa Versloot, “Taking Trust Online: Digitalisa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Information Sharing 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9, No. 4, 2023, pp. 637-656.

导读

2020年11月20日欧盟国防部长的视频会议被来自荷兰的记者丹尼尔· 维尔兰（Daniël Verlaan）打断。这位记者成功进入了闭门会议，反映出当今国际外交场合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即数字工具的使用给保密沟通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

这场意外引发了“通信安全问题的复兴”，数字工具在国际外交中的作用和影响得到了更广泛的讨论。一些学者看到了“经典”谈判仪式与协议和“最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普遍突破，另一些学者乐观地认为“遵循等级制度的通信流被多向流动所取代”，还有一部分学者则更悲观地认为外交工作将面临“数字空间的生存挑战”。

受疫情影响，大部分外交沟通转移到线上进行，对数字化的在线外交进行分析能够发现，虚拟谈判“极大地改变了外交工作的正常节奏和流程”；由于“消除了表演和人际关系”“缺少团结和信任感”，再现了现有的“等级制度、英雄主义和职业本质主义”，外交峰会被视为“空心化”。现有研究普遍认为，通过数字工具进行交流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它阻碍了外交核心要素之一——信任的形成和维护。

本文探讨了建立线上互信面临的挑战，研究问题聚焦于外交信任是否可以在网络中实现，如果可以实现，如何建立在线互信。基于在2018-2021年间进行的访谈和田野观察所得的数据，本文从欧盟理事会外交官如何通过数字方式建立信任的视角出发，将“信任”视为一种暂时的“中止”不确定性和脆弱性的表达，从而揭示外交信任如何在数字工具中和通过数字工具共享信息的实践而被建立的过程。

与通常的假设相反，本研究表明，数字工具本身既不会阻碍也不会破坏信任，而是在特定的使用中变得有意义。通过对日常外交实践的观察，本研究提出三个观点。一是尽管信任可以并且已经在网上获得，但由于社会因素（例如外交官的年龄）和新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例如黑客攻击的可能性），在线信任的建立方式与线下建立信任不同。二是信任可以在网上获得，但信任很难通过数字方式建立。当在线信任行为与“离线”信任行为协同工作时，它们是最有意义的。三是数字工具的出现促使外交官重新考虑“胜任”信息共享的意义，并重新开启了外交沟通中透明度和保密性地位的社会谈判。

本文按照以下四个部分展开：第一，在理论上将外交实践、信任和数字化相联系，并将研究嵌入欧盟外交实践中；第二，概述研究方法，关注信息共享；第三，分析网络信息在实践中如何发生；最后，探讨三个核心数字信息共享实践中的信任表现，即使用智能手机、电子邮件和电话会议。本研究的结论有助于重新定义数字化和外交互信的联系：并非是威胁、挑战或机遇，而是一种情境利用的关系，信任仍然是数字时代外交实践的核心特征。

外交实践、信任和数字化

外交实践、信任和数字化是本文的三个核心概念，对欧盟理事会信息共享实践的案例研究能够揭示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目标是呈现欧盟理事会的在线外交情境中，信任是如何通过实践建立的。本节分两步介绍三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第一，外交实践与信任；第二，数字化背景下的外交信任。

首先，外交实践和信任的制定。近年来，国际关系的“实践转向”强化了外交研究。一些学者建议将国际政治研究“落到实处”，并“实证地审视某些称职的表现产生世界政治性质影响的过程”。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外交是一种社会涌现的表现，在“使世界运转”方面发挥着根本作用。本文聚焦外交中的信任，并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在互动中，信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消除脆弱性和不确定性。信任暂时唤起了一种环境，仿佛未来是已知的，即使控制和确定性仍然是种“幻觉”。这使得自我保险和保护似乎无关的行为成为可能，因为信任行为带有“共担风险”的假设。

其次，数字化外交领域的信任。数字工具（电子邮件、短信、社交媒体）的常态化使用在过去几年里有效地将外交从“赤裸裸的”面对面接触转变为“合成情境”，或者是一种由数字通信工具介导和组装的完全“混合表演”。尽管这些工具多年来已成为外交环境中的常见景象，但我们仍然对它们对外交信任运作的影响知之甚少。近期许多研究指出，数字工具对信任的发展和维护产生了负面影响。本文将调查通过电话、文本或视频会议进行的外交沟通中是否能产生信任。

方法：通过数字信息共享实践研究信任

本文的方法论建立在上述基础上，即信任是一个可以研究的社会过程；将数字化概念化为社会物质过程，而不是不可改变的技术条件。为了了解信任是否可以以及如何以在线形式获得，本文选择了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外交使团成员，进行长期、定性的实地调查。

研究首先探索了欧盟外交官如何看待“信任”在他们工作中的作用，以及他们如何看待和体验他们所在领域日益增长的“数字化”。研究资料包括2018年11月至2020年1月期间八个月的实地考察记录，2020年3月至2021年5月的远程研究，以及2021年6月和2021年9月至11月的现场考察。除了观察记录外，本文还通过面对面（2018年、2019年、2020年1月和2021年秋季）和电话及视频会议（2020年春季至2021年夏季）的形式对大使、低级别外交官、欧盟官员、官僚和口译员进行了80多次正式采访。

对信息共享的关注开辟了许多可能的研究方向。尽管人们普遍批评欧盟繁琐的官僚机构，但布鲁塞尔的外交界在日常工作中就像一个“政治蜂巢”，包括工作组会议、专家委员会、与各国部委的协调会议，以及定期举行的大使级、部长级和国家元首峰会。这些会议以及为准备和管理会议所做的跑腿工作都是研究信息共享以及数字化和信任制定之间重叠的潜在“场所”。欧盟理事会也是一个轮流和分层的机构。这使本文能够观察不同等级和保密级别的信任表现，以及在其机构工作时间长短不同、处于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外交官的信任表现。

欧盟外交谈判中的数字信息共享

为了回答研究问题，本文首先分析在欧盟外交中有效地执行信息共享的标准。其次，讨论数字化如何在信息共享方面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研究重点在于“使用智能手机、发电子邮件和电话会议”三个核心数字信息共享实践上，揭示数字媒介工作环境中信任的位置和界限。

在欧盟理事会工作的外交官的核心任务是充当信息的提供者、收集者和指挥者。当被问及他们的核心专业任务时，许多欧盟外交官认为自己是其首都与欧盟机构之间以及常驻布鲁塞尔的各国代表之间的信息桥梁建设者。一项关键能力是“达成共识的能力，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成为协议的撮合者”。要做到这一点，外交官需要“传达”和“代表”成员国的信息，通过“与同事协调”了解其他政府的立场，并成为首都、常驻布鲁塞尔的各国代表和公众之间的“接口”。要做到以上任何一件事，都需要共享信息。

在复杂多样的信息共享方面，信任成为了关键。在谈判过程中何时、如何、与谁分享信息，是外交实践“称职表现”的一部分。两条社会协商的规则阐明了在欧盟有效共享信息的意义:保持内部透明度，确保外部保密性。内部透明度指的是对共享信息的相互开放和真诚的期望。对外保密指的是外交官在正确的时间对正确的人保密的期望。共享信息的界限取决于具体环境。关于信息共享的研究一方面启示我们信任与情境强相关，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入了解外交官的工作环境。

在线信任：通过短信、发帖、电子邮件和视频会议共享数字信息

本节对于外交互信面临的新机遇和挑战进行讨论，围绕日常数字信息共享的三种形式进行：(1)在社交媒体上发短信和发帖；(2)电子邮件；(3)视频会议。与现有普遍假设相反，本研究发现信任将在数字媒介互动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在智能手机的使用场景中，外交官们认为其可以用于“了解最新情况”和“监控”布鲁塞尔重叠的政治进程；更积极地“创造内容”和“反馈信息”。特别是在正在进行谈判的背景下，外交官可以通过收集给同事发短信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短信是一种有争议的数字信息共享方式，不同外交官的看法不同。除了短信内容存在泄漏风险之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也可能使外交谈判过程面临更大的风险。能够有效规避风险的方式是集体协商，需要外交官在保密工作上达成一致。

第二，以邮件为媒介的外交实践。一方面，通过电子邮件有效地分享信息首先意味着维护内部透明度。在这种情况下，不给某人发邮件可能会被误解为不想让他们知道，这很容易被误解为不信任的行为。另一方面，电子邮件也给维护外部机密性带来了挑战。当涉及到电子邮件时，“在线获取信任”的效果相对较好。当信任已经得到体现，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搁置时，使用电子邮件向彼此发送包含有用信息的快速消息似乎是合理的。这种通过电子邮件实现的信任，反过来又进一步重建了信任的假象。然而，事实证明，仅仅通过数字工具建立信任是很困难的。

第三，虚拟会议在许多方面影响了外交。外交官们已经习惯了在谈判的背景下同时使用数字设备，并确信其他人会以值得信赖的方式使用它们。自疫情以来，欧盟外交官积极努力提高驾驭数字谈判和参加虚拟会议的能力，例如，外交官们学习了“主动口头补充解释”的必要性，不能“假设”其他人会通过视频会议轻松理解讲话内容；保持沉默并不意外着达成共识。虽然数字工具持续有效地融入在信任的建立过程中，但数字超载可能导致模糊（自我）评估和草率判断。从长远角度来看，数字工具的存在本身并不是对外交信任的侵犯。

结语

与其他职业一样，外交官的工作环境正在迅速数字化。数字化本身被普遍认为会挑战外交信任的建立，但本研究却乐观地发现，外交信任能够在网络中实现，并且数字工具在许多方面已成为日常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分析得出了关于外交信任的两个更广泛的含义，一是在线上建立信任的实践需要与线下的“离线”面对面会议协同进行，二是在线外交实践中一些隐含的规则同样重要，它们为外交工作划定了界限。未来的外交官职业训练中需要强化对智能手机、电脑等使用操作的培训，对于什么是不值得信任的外交行为有更加清晰的划分，从而避免信息泄露的风险。对于学者而言，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并不必然威胁外交信任，不同的情境和环境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从事数字外交的人而言，外交实践的数字化问题不仅涉及某些软硬件的使用，还涉及专业人士的自我理解、规范和行事方式。

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具有适应性，并不会消失于短信、电子邮件或视频会议中。进一步的研究可以着眼于不同的外交环境；尝试对数字化对外交实践中其他有争议的问题（如形式、地位或性别）的影响进行类似的分析；或者专注于其他数字技术，比如由人工智能执行的同声传译，或者用于组织外交会议的不同视频会议软件的功能。

词汇积累

称职表现

Competent performance

数字化

Digitalisation

视频会议

Video teleconferencing (VTC)

外交胜任力

Diplomatic competence

译者：杨奕萌，国政学人编译员，山东大学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双学位实验班，研究兴趣为国际传播与全球治理。

 校对 | 吴文博 王京

审核 | 李源

排版 | 钟汝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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